本篇島讀人物專欄無Podcast及影音。 （文：亞洲公共文化協會）
曾柏瑜回想，關於科技工具在民主政治上的運用的討論，最早在她參與318學運的過程當中就討論過了。在當時人數眾多意見不一的情況下，要對下一個行動做出實體表決，本身就是很艱難的一件事情，因此當時就有提到，是否要使用數位平台來進行提案的表決？
科技工具對民主發展的影響
因著這樣的經驗，使曾柏瑜認知到，當時的太陽花學運時常被拿來與野百合學運做比較，而兩者之間最大的分野，就在於宣傳工具上的不同。在野百合的年代，傳播媒體的發展還未蓬勃發展的時期，少少的報紙、少少的媒體宣傳，要了解這個運動的訴求，就非得去到一趟自由廣場才能一探究竟。然而到了318學運的時候，之所以可以快速的聚集眾多的人潮，就在於大量的平面媒體和社群網站，透過網路直播、分享等形式，達到強大的宣傳效果，也造就了後續318學運如潮水般一發不可收拾的氣勢與人數增長，反而在剛進去立法院的時候，並沒有任何主流媒體的記者進駐，想當然也就沒有任何新聞媒體的報導，全是透過社群媒體的渲染而成。而在運動結束後，關於在社群媒體為主流的現代，要如何持續一項社會運動，甚至如何運用科技工具，來開啟全新一代的選戰模式，也獲得了更多人的討論和發想。
曾柏瑜表示，自己在23歲時就參與選舉，最現實的情況坦白說就是沒有錢，連競選總部都只能選擇自家的客廳，競總人員也無法招聘，只能從親友圈中尋找，自然也買不起廣告、租不到宣傳車，連傳單都印製的非常少，所以當時幾乎是完全只能想辦法靠網路把知名度和聲量撐起來。而當時是臉書剛起步，較多人使用的時候，也由於當時爸爸媽媽輩的人使用臉書還不太順，youtube頻道在當時也尚未普及，因此在透過臉書宣傳的同時，也要去發想很多不一樣的創意，去觸及到不同年齡與想法的選民。由於現在有許多的公關或行銷公司，不論大或小都有這方面相關的教學，或幫助候選人進行宣傳的專案模式，但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說都還在摸索的階段，執行上也有許多的難度和挑戰。
在曾柏瑜眼中，使用科技工具最為成功的兩個例子，便是201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以及2018年的高雄市長選戰。她認為2014年的柯文哲市長在網路，也就是空戰的表現非常成功，不論是當時的政策白皮書，或是I-Voting的選民服務投票系統去選出自己想要的局處首長等等，對於當時以及之後的選舉模式，都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人的部分。而2018年韓國瑜市長的選戰，也是透過社群平台上無比的聲量，導致了20-35歲選民民調上的翻盤，最終贏得了高雄市長的選舉。
曾柏瑜也以心理學中的沉默螺旋效應來強調網路與科技工具對現今政治發展的重要性，當社會上的大部分人都支持A候選人，並大聲的說出他的好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的型塑出一個，好像A候選人看起來真的比B候選人還要好的風向或氛圍。而在現今以年輕選民大量使用網路為關鍵的民主年代，以社群平台為主的科技工具便是扮演了這當中風向或氛圍製造的關鍵角色。你只要做一張圖，弄一個很吸睛或具煽動性的文字或圖片，就可以迅速傳給你沒有接觸過的人，甚至透過篩選，針對不同族群，投放你感興趣的信息，進一步影響你的認知，而這某種程度上坦白說，也是一件蠻可怕的事情，但它就是有用而且效果顯著，這就是科技工具。
科技工具的包裝與操作和境外影響
曾柏瑜想起自己第一次和第二次選舉時最大的不同，就在於科技變動的快速。第一次選舉時在網路上的聲量其實很高但是並沒有選上，肇因於有許多長輩其實都不太使用網路，自然不會藉由臉書等等的社群平台，去看到自己包裝和宣傳很廣的東西。然而到了第二次選舉，中間不過間隔兩年的時間，卻已經演變成連七八十歲爺爺奶奶年齡層的選民，都會使用Line的現象。從第一次選舉時臉書的戰爭，不消兩年的時間就演變成Line的爭奪戰。因此，在研究科技工具的議題時，也需要很快速的與時俱進，跟上這個時代的脈動。
曾柏瑜也提到，自己曾經在柯文哲市府媒體部門服務時的經驗。因為當時有許多選民有疑慮，網路上所呈現的柯文哲市長，跟現實生活中的柯文哲市長是否是同一個人？曾柏瑜也坦言，網路工具確實是很好的包裝工具，它可以把一個人包裝的跟他本人完全不一樣，重點就在於它並非是單一個人所能操作出來的，你需要的是一個團隊，針對不同的面向作包裝，不論是你的形象、相關圖片的生成、網站的架構、影片的拍攝等等，都並非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因此，要透過一個團隊使用科技工具，包裝的很有質感去呈現給特定部分的團體看是十分容易的，因為他很就過度美化，或在某一個點上放大並特別強調。並非因此就認定柯文哲市長是兩種人，而是人都會有許多優點和缺點，科技工具所做的就是聚焦在某一個點上並不斷的放大。或許這個人有他的缺點，甚至是奇怪的理念或堅持，但這些都可以用科技工具，巧妙的隱藏起來。也因為選民本身的意向不同，或許一個人喜歡一個觀點，我就把另一個觀點投放給另外一個人看，而兩者之間本質上或許是互相排斥或矛盾的，但是選民並不會發現，這就是科技工具厲害且可怕的地方。
另外提到境外勢力在科技工具上的操作，這也是曾柏瑜投身民主實驗室工作一個很大的契機，尤其是2018年的選舉更是最印象深刻的部分。對她來說當時最難受的部分，不是個人選戰的失利，而是當時全民公投的結果與韓國瑜的崛起，為什麼和自己同溫層及接收到的訊息完全的不一樣。後來發現，關鍵仍舊是在科技工具的使用。所謂的假訊息是怎麼來的？怎麼影響選民的意向？從哪一個管道來的？而後透過研究發現，不管是國內本身或是境外，都有所謂假新聞的產出。因為會透過收集各種不同的社交平台訊息來彙整資訊，或許其中一篇來自微博或微信，在類似封閉無法查核的平台上獲取到的資訊，就是非常棘手難以查核的部分。因此目前，若要使民主在這個科技的時代，要去往一個更好的地方發展的話，首先要篩選並隔絕境外訊息的干擾，並再使用科技的方式產生更好的對話。
數位時代台灣的民主防衛
曾柏瑜表示，現階段對於台灣來說，台灣民主最大的威脅就來自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面對來自對岸境外資訊戰以及科技工具攻勢的防範上，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因為現時的行銷與公關公司，都掌握了一些專業的軟體或系統，一次可以操縱幾百個帳號，然後用機器的方式，進行瘋狂的轉傳和觸及，而相對於台灣僅有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小國，中國政府所擁有的雄厚資本，便足以擁有完整的網軍編制，並運用商業的機制和民間國內外的公司來進行合作，因此要防範和遏制這樣的資訊戰攻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主實驗室也在今年一月選後，做了一個假訊息的實驗，實測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相信假訊息。透過研究發現，若是透過Line與Facebook等未經過主流媒體或報紙電視報導的訊息，儘管未必是假訊息，但不論真假，你看到的次數越多頻率越高，選民就越容易相信，甚至如果在內容上引起了你的負面情緒，使你生氣或者難過，那就更容易相信。而後這個訊息上了主流媒體的報導之後，就和你相信與否沒有任何關係了。因為在電視上，我們會許會受自己本身的價值觀或傳媒的政治立場所影響，但如果是在社群平台如Facebook或Line裡面，就必然會有這樣的傾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也是莫可奈何的。
柏瑜認為，以台灣現行的法規來說，對境外攻擊滲透能做的就只有澄清，因為我們很難去追查應該要開罰的對象，也無從罰起。而對於境外反滲透，現階段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針對某些從中國微博或是微信上複製訊息轉傳到台灣社交平台上的人或是公司團體，追查是否有收受來自對岸中國的錢，及是否有明確的金流紀錄。因為以民間研究單位的能力，並無法知道誰有收取這樣的金錢，但政府可以，所以現階段政府能做的，就是立法去做一個有效的管束。並不是禁止各團體收受來自中國的金錢，而是若已有明確的金流紀錄，就要用特別嚴格的標準來多加檢視，這些公司行號或團體所發出去的訊息，是否會影響到台灣內部民主政治的運作，同理就算是來自俄羅斯或是美國的金流也一樣比照辦理。而2019年尾所討論的，針對境外勢力滲透威脅的反滲透法，其中的一條代理人法案，主要就是在討論這個部分。不是禁止，也不是處罰，而是要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和機制，但目前還沒有建立起來。
曾柏瑜經歷：現為亞洲民主青年連線台灣分部理事長；民主實驗室Double Think Lab研究員。2018年新北市議員候選人；新北市在地深蹲協會理事長；亞洲民主青年連線台灣分部理事長；太陽花學運發言人；330反服貿遊行主持人；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行政組長；台灣綠黨青年部召集人；台北市政府秘書處媒體事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