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ex(亞洲公共文化協會實習生);圖:flickr
本次座談邀請的兩位與談人杜晉軒與李政豪,皆為在台灣生活有年的馬來西亞人,對民主台灣各有自己的觀察和反思。前者藉由自身研究,帶領我們從學術角度理解青年參政的重要性,並簡述了馬來西亞年輕政黨的崛起;後者則透過梳理馬人在台參政的脈絡,展現兩國間政治交流的圖譜。
主持人孫友聯,也是旅台的馬來西亞人,並長期投入兩地的社會運動。透過他分享的經驗和觀察,我們得以一窺老前輩們在動盪年代的奮鬥身影,理解年輕力量於政壇崛起所將遭遇的困境與挑戰。
講座資訊
【時間】2022/07/06 (三) 19:00-21: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 3-1 號)
【主持】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亮亮|社團法人亞洲公共文化協會代理秘書長
【主講】
杜晉軒|馬來西亞旅台媒體工作者
李政豪|馬來西亞吉隆坡人,台灣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在親眼見證馬來西亞民主化後,剖析威權集團國陣如何惡化族群關係,以及觀察反對派如何促成民主化進程,是近期最大的研究興趣。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亞洲公共文化協會
年輕力量崛起與馬來⻄亞政治新氛圍
上半場,由李政豪藉帶領我們從學術角度理解青年參政,並簡述了馬來西亞年輕政黨的崛起和困境。
為何青年參政重要?
保守派的學者認為,年輕人不投票,會造成社會上的反政治現象。另一方面,因為新興媒體的崛起,黨高層可以直接接觸年輕人,導致政黨青年部門式微,招募的年輕黨員減少,最後可能影響執政的正當性,和體制化人才的匱乏。
不過,也有新興觀點主張,在多元主義盛行的當下,公民不一定要加入政黨,也可以透過參與其他組織達到社會影響。甚至有人認為入黨會導致激進、前衛的年輕黨員因為缺乏機會,加速被老化。
青年政黨和身分政治
為什麼「青年」的身分值得被強調呢?相較於傳統上將每個選民視為獨立個體,以群身分競選,可以減少候選人和選民間的溝通成本。因為兩者的生活經驗雷同,也表示利益是相近的。提名青年,除了可以吸引年輕選票,也彰顯一個政黨的政治理念,及招募年青黨員的能力。至於青年的年齡標準,寬鬆的話,低於40歲就可以算是青年;嚴謹的話。就必須低於35歲了。
同時,政豪也提到:「提名和當選是兩回事,當選並不是青年政黨的必備條件之一。」
困境
就像台灣的政黨避不開統獨,當前馬來西亞的政治軸線和遺產,乃至政黨的權益分配,都避不開傳統的族群政治。但對新興的青年政黨來說,不討論這件事會引來中間選民的質疑,而談論又可能跟黨的新興路線相違背。因此,政豪認為如何包裝傳統議題,並和主流論述磨合,將是未來青年政黨最大的挑戰。
馬來西亞青年政黨(MUDA)簡介
由原土著團結黨青年團長賽沙迪,在喜來登事變後成立。初期社群媒體經營不良,淪為一人政黨,後來重振旗鼓,並在投票年齡下修後的第一場選舉出戰,但只有參與華人選區。提名的候選人是各黨間平均年齡最低,同時符合族群分配比例 (非馬來人:馬來人 = 2:5),最後僅選上一席。
旅台馬來西亞人與母國政局
下半場,杜晉軒透過梳理馬人在台參政的脈絡,展現兩國間政治交流的圖譜。
旅台馬來西亞人的身分
80、90年代,曾有大批馬來西亞人來移工來台,後來因為歐美的收入較高,多數移工選擇轉移陣地發展。今天來台的的馬來西亞人,主要剩下留學生,而他們畢業後大多選擇留在台灣,從事白領階級的工作。
戒嚴時期的台馬社會交流
馬來西亞早在1957年獨立前,就已經開放地方選舉,再加上獨立後政局平和,雖然立場反共而且有反華運動,但整體而言,社會風氣比5、60年代的台灣還開放。參與刺蔣案的台獨元老黃文雄便曾提過,自己是藉由馬來西亞僑生接觸到禁書,了解馬克思主義的。
受台馬變局感召的戒嚴世代
接著,晉軒介紹了三位解嚴前後來台,至今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老前輩。他們投入政治的過程中,與台灣解嚴、社會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陸之駿是三人中最早來台的。一開始,他因為無法接受馬來西亞的種族歧視,在解嚴前來台求學。當時,他接受國民黨的官方論述,認為自己是回到祖國的中國人。但隨著在台生活的時間增加,他逐漸發現台灣和中國的不同、國民黨執政的弊端,因此立場轉向左統,並支持民進黨,同時也積極參與台灣社會運動、勞工運動。
孫友聯則是在戒嚴後才來台。正逢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台留學的他,便順勢加入了參與政治的行列。
陳允中來台就讀台大機械系,原本畢業後想回國貢獻所學,但在美國攻讀研究所時,認識了香港籍的妻子,便轉往香港發展。因為在雨傘革命時的活躍,被尊稱為「社運軍師」。他曾經在訪談中提到,他們這些參與政治的人,因為「不是台灣人卻關心台灣政治」,被旅台馬來西亞人排擠,所以交不到同鄉的朋友。不過他的同事孫友聯則表示自己沒有遇到這種情況,或許是因為兩人太常推銷議題,讓不想惹禍上身的人敬而遠之吧!
政治海嘯後的大馬政局
2008 年,馬來西亞執政黨在議會 2/3 的席次優勢被打破了,在野黨士氣大振並蓬勃發展,開始積極經營在台的馬來西亞社群。
2012 年,訴求選舉公開透明、合理劃分選區的 Bersih 運動,在海外馬來西亞社群的各種遊行、宣傳下,成功激起青年們的救國感,紛紛回國投票,終於在 2018 年政黨輪替成功。
2020 年,希望聯盟政府因二月政潮垮台。新的在野聯盟疲軟乏力,外加疫情衝擊,民眾參政意願降低,投廢票的呼聲時有所聞。
晉軒認為在野接下來的行動,是決定青年參政意願的關鍵。
Bersih 世代的青年
在近十年大馬政局的激烈變動下,一個全新的年輕世代出現了。就像當年前輩們受到台灣社運興起的洗禮,這群青年經由 Bersih 運動,對政治萌生了獨立的見解和價值觀。
湯明越因為自身性向,開始關注同志議題,過程中發覺自身的公民義務,因此也積極參與其他社會運動。
張馳畢業自台大法律系,受到太陽花學運啟發,投身台灣人權運動。曾經在司改會、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目前任職於 freedom house,持續位權益發聲。
留學生的參政平台
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是大馬留學生的重要組織,除了提供生活上的協助,也是青年們參與台馬政治的主要渠道之一。據晉軒的調查,不少前會長、前副會長在回國後都投入政壇。
《大馬青年》由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撥款發行,最初以「學術報國」作為核心理念,中途歷經多次停刊復刊,如今成為了大馬青年們的發聲平台。
同鄉與外人之間
最後,晉軒以台大人類學碩士吳欣怡的研究作結。在台灣,少了種族主義的悲情,使個人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自我實現的機會。他形容旅台的馬來西亞人是:
在台參政經驗談
在進入問答環節前,主持人之一的孫友聯,作為有著十年社運經驗的旅台馬來西亞人,分享了自身的經驗,來呼應前兩位講者的內容。
參政心得
兩位的分析十分有趣。做為一個在台30年的馬來西亞人,我確實深度參與了許多台灣的社運和政治活動。依據我過去參與總統府會議和工作的經驗,我覺得相較於馬來西亞,台灣是個對多元意見很包容的社會。
我也感受到不同的世代有著不同的機會。像我們屬於BBS的年代,當年為了連署,需要租車跑遍全台。過程中,還因為老學長提到回國可能被內政部「請喝咖啡」,導致很多人當場要求撤簽。那種氛圍和當年台灣的白色恐怖實在非常相似。
關於 MUDA 和賽沙迪
我曾經多次幫他們助選,感覺他形象良好,是個有為青年。雖然以政治現實(選票考量)來說是合理的抉擇,但我認為他在《羅馬規約》議題的表現非常不合格,立場靠攏極端保守的馬來主流民意。
至於用秘書長的年齡定義「青年政黨」,他認識我的時候也已經30出頭了,相較歐洲政黨的參與者多為1、20歲,我覺得還有討論空間。
Q&A
會不會對無法回鄉「救國」感到遺憾呢?
孫: 我在台灣可以擔任的角色遠比在馬來西亞多。雖然我在海外,但比起當地人,我可能更為深入馬來西亞的政治。我曾經協助馬來西亞的政黨,將台灣的選舉模型,如民調、競選海報等,引入到他們的青年黨幹訓練中。也投稿過數篇文章,比較台馬兩地的政策,如全民健保、性別工作平等法和就業保險等,或分析可以互相借鑑的地方。
說救國有點太沉重了,我能做的是促進兩邊的交流、學習,而這也是我積極扮演的角色。不過,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回國參政。1998年,馬哈迪政府要將醫院私營化時,我剛好在馬來西亞,因此便剛好跟工會一起上街,抗議這項醫療改革。
其實,我覺得能在台灣找到自己的關注議題和戰鬥位置,也是對母國很有幫助的方式。
請問您當初來台時,就有取經、借鑑的計畫了嗎?
孫: 我是1992年到了台灣才正式「啟蒙」的,在此之前,對台灣的印象只有經濟發展很好。從228事件開始,逐漸接觸屠殺史、台灣史,又剛好遇上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一步步導引我去了解勞工問題、環境問題等。
目前,我居住的柔佛州,有嚴重的河川汙染問題,於是我就整理台南二仁溪汙染事件的資料,給當地的NGO做參考。這就是我現階段能做的貢獻。總之,來台灣拓展了我的視野,也讓我認識到自己可以擔任的角色。
台灣選舉有保證金制度和基層賄選的醜聞,對青年參政築起一道壁壘。請問馬來西亞是否有類似的情形呢?
孫:有的,我們叫做按櫃金。
在台灣,我也有在推動選舉制度的改革。我認為立委席次應該回到160幾席,一半為不分區席次,並推動公費選舉。否則選立委需要動輒1億的資金,在座的各位和我都沒有機會接近立委這個職務,歐洲有不少選舉制度改革值得參考,這部分將會是未來青年參政要關注的重點。
馬來西亞的賄選應該不會輸台灣,不過我沒有證據。但從政黨輪替以來,華人政黨、MUDA、其他政黨的選情來看,若是在地方上無法有所組織,只能繼續寸步難行。我們那個年代,也不需要明目張膽的賄選,只要在路邊的看板上寫著「小心五一三再發生」(小心馬來西亞的二二八再次發生)就好。
李: 關於金錢上的賄選,據我的研究是注定失敗的,因為你無法全程監控對方是否有投給你。因此,以台灣而言,主要會以公職的身分,提出計畫來給予好處。
面對金錢政治,難道大黨錢很多就會獲勝嗎?不一定。所以選舉改革十分重要,像比例席次這類制度,就是避免大黨壟斷所有職務,並給予小黨機會。再加上收賄者的胃口增加,賄選本身的效益逐漸減少。因此,我不認為賄選會是個問題,他會隨著時間消失。
可以補充一下希聯政府為何要改革政黨補助款嗎?
李: 台灣是依據獲得的政黨票,依比例來分配補助款。因此台灣的青年參政有好處,黨工的薪水便是來自這筆資金。
馬來西亞沒有這項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得票是以選區計算,另一方面,政黨資金多依靠捐款,不太穩定,所以難以建立黨工的制度,也影響青年的參政意願。因為從加入、提名到競選,全程要自掏腰包,完全沒有黨的支持。這太誇張了!
來台馬來西亞留學生,是否以華人居多? 他們積極參與政治,會不會加劇族群間的對立呢?
杜:我覺得這部分還好,畢竟是個人的公民權利。
早年因為組族問題,華語教育被嚴重打壓,只能到周遭國家尋求中文的高等教育。當時,香港過於昂貴,中國適逢文革,立場反共的馬來西亞被禁止入境,因此唯一有開放的台灣便成為首選。尤其1964年到1974年間,台灣和馬來西亞有互設領事館,提供公費獎學金,鼓勵來台留學,也加深了這個傳統。
至於馬來人的菁英,大多到歐美留學,或是到中東攻讀宗教相關領域,也有到中國學中文的人,反而來台的人較少。
投票年齡下修的未來影響?
李:就實務上來說,現在只要派年輕候選人,就能獲得年輕選票。當然,政黨也不會馬上就全面改派青年上陣,應該會視選區來調整。
選舉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環,若是未來馬來西亞釋出基層選舉,大概會增加1000多個公職機會,在現有候選人無法填補的情況下,可以刺激政黨推出年輕黨員。
杜:我自己覺得不會有甚麼改變吧,畢竟現在大家對政治的關注很低迷,選哪邊都一樣爛。除非未來經濟嚴重崩壞、失業率大增,刺激到整個世代。
孫:我持樂觀的態度。以台灣的政黨輪替來看,這就是民主化的過程,大概再兩輪的候選人,就會扭轉目前的頹勢。
我認為這個世代的人,需要有一個全新的共同記憶。現在的很多的重要事件應該被記錄下來,因為社會開始反省1980年代的裙帶政治和新經濟政策。當年主張馬來人中產階級的出現能解決族群問題,但後來被證明其實只有少部分人獲益,而且增加了對立。
未來政治年輕化的發展,還是要靠不停的挑戰體制才有可能達成。假如社會還是認為要一定的社會威望和年齡才能選舉,那即使是年輕人支持的政黨也很難出頭及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