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立恆（亞洲公共文化協會 兼職研究員）；圖片來源：「政大種子社」、「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粉絲專頁

在新聞媒體上，我們會看到許多關於社會運動的報導，彷彿抗爭經常在街頭上演。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抗爭並非經常發生，人們多半循著經濟體系的結構度過每一天，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學生與勞工這兩種角色都有各自的社會期待，大人們要求學生好好念書，而學生或許覺得自己是教育市場的消費者，在學校購買各種服務。勞工則是要完成雇主交辦的工作，以勞力換取薪資。在各自所要扮演的角色中，抗爭是不存在的路徑。

然而政大種子社的學生自2005年起，開始了一連串為校內的清潔人員爭取勞動權益的抗爭運動。因為清潔工作外包給校外的清潔公司，不是直接聘僱工友負擔清潔工作，而清潔公司採取的是人力派遣這種非典型雇用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清潔人員受到許多不合理的對待。因此政大種子社的學生決定站出來為這件事抗爭。

鄭中睿是臺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理事，也曾是政大種子社的一分子，他要分享過去這段抗爭的歷程，當年這群學生是如何意識到他者權益的缺損，又是如何找到抗爭的手段。

當初只想與弱勢者站在一起

2005年左右，種子社的學長姐林柏儀（現為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陳書涵（後任職於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員工）引進一部紀錄片——《佔領》（Occupation），內容是講述一群哈佛大學的學生，關心校園內的受雇者與工友的勞動權益，要求校方正視校內勞動者的權益問題，經過各種協商失敗，學生決定要佔領校長室。

受到這部紀錄片的啟發，種子社的成員也開始關心校內受雇者的權益，開啟了對校內清潔人員的訪調活動。然而青澀的學生還不懂的如何跟清潔阿姨開口聊天，訪調過程並不順利，直到有人聽到清潔阿姨在抱怨孩子的功課，想到可以為清潔人員的子女上課輔，提供課業方面的協助，鄭中睿在這時參與了種子社的活動。

直到2007年底，校方定期要更換外包的清潔廠商，當時種子社的林佳瑋是校務會議代表（後曾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因為參與過清潔人員訪調，所以知道他們的勞動條件之中有許多違法的地方。

例如沒有加班費，國定假日出勤沒有依法給予兩倍工資，也沒有特休，更可惡的是每兩年校方定期更換清潔廠商時，廠商違法要求清潔人員簽署自願離職書，規避了資遣費，如此造成退休年資不能累計。

林佳瑋因為掌握了這些違法狀況，所以在校務會議中要求校方不能再跟之前的廠商——金都續約，後來校方確實沒有跟金都續約，卻跟潔之方簽約，而潔之方與金都其實是同一批負責人。

為此在2008年寒假前，林佳瑋發起一場抗爭，得到媒體關注，使得政大清潔人員的勞動條件議題浮上檯面，但是發起這場抗爭之前沒有事先知會清潔人員，造成寒蟬效應，而且清潔公司警告清潔人員，讓他們不敢再出來與學生接觸。

回想2008年的抗爭，中睿覺得當時還是學生的他們未必意識到重點是改變勞動者身處的結構，而是基於正義感、同情心，想要跟身邊的弱勢站在一起，並不真的了解到自己正在進行一場勞動抗爭。

萬惡的勞動派遣制度

種子社向校方施壓，希望校方在挑選廠商時，必須考量廠商提供的勞動條件，然而這樣的抗爭路徑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清潔人員勞動權益受損的問題，他們身處在使用與雇用分離的勞動派遣結構中。

傳統的僱用關係，是雇用者與指揮監督者為同一方，派遣工作的定義，則是雇主提供勞務到工作現場，但指揮監督管理者不是雇主，如此形成三方關係，就構成勞務派遣。

清潔人員好幾年都待在政大，可是名義上的雇主卻是每兩年定期更換一次。中睿說，經過種子社的調查，政大清潔業務需要的人力約為九十至一百人，然而並非要投標清潔業務的廠商事先準備了一百個人力，等到得標後再進駐校園負擔清潔工作，現實是得標的廠商皆延用原來的清潔人員，甚至現場主管自2008年起便一直待在政大，他們都被迫定期更換名義上的雇主。

2015年，有幾個清潔人員跟種子社的學生往來密切，當時得標的廠商——「明曜」就不跟這些人簽約，使得他們頓時失去工作。如此惡質的行徑使得種子社同學更加嚴格監督校方的清潔業務採購政策，然而後來明曜改用另一個公司行號——「蒂鑽」來投標。

中睿指出，這些廠商的投標過程純粹是紙上作業，因為沒有事先準備人力，也不派常駐管理人力在現場，所以廠商只在投標、與校方簽約、與清潔人員簽約時出現，接著就消失了。這之間像是金融業的操作方式，先準備一筆押標金，得標後這筆錢轉為保證金。雖然是清潔廠商，但完全不需要投入實際的勞動人力。中睿說：

「廠商的獲利模式，就是一手收價金，一手發薪水，中間差額越大，利潤越大。」

勞動合作社作為第三條路

然而為什麼不爭取由校方直接聘僱清潔人員呢？如此就能排除清潔廠商的角色。中睿說這也是他原先提出的疑問，但因為政府中央制定了總員額法，大專院校的聘僱人員也受到員額上的控管，若要變更總員額法，就必須從立法院下手，讓行政院的公務人員運用政策轉彎，這需要更巨大的政治力量。

有沒有更實際的路徑，可以解決清潔人員勞動權益受損的問題？中睿說後來有一天他在路邊吃宵夜，忽然想到可以用「勞動合作社」的型態來解決這個困境。首先，上述提到的清潔廠商沒有負擔實質的管理功能，這些第一線的勞務，都是由清潔人員去執行，他們其實能夠獨立作業。所以如果第一線的清潔人員自己成立合作社，由他們去承包業務，就能省掉廠商居中剝削。

那是在2015年底，中睿提出這個想法。回憶2005年種子社開始對清潔人員展開訪調，對中睿來說，已經是個超過十年的問題。成立勞動合作社是適合政大清潔人員的解決方案，而且不需要動到中央修法如此高的層級，假如政大成功了，也可以在公部門之間推廣，創造出一個典範。

一方面清潔人員自組勞動合作社也能避免上述廠商的剝削。合作社的管理是由社員擔任理事、監事，再推出一人擔任理事主席，與一般私人企業相比，私人企業是由董事會掌控，出資多寡不同，決策權大小也不同，而合作社儘管每個人出的股金也不同，但是以人頭投票，形式上更民主一些。合作社同樣是公司的一種，獲利時也要分派股利，如果社員願意積極行使權利，利潤分配會較為平等。

有了籌組合作社的想法後，鄭中睿先去跟種子社的學弟妹談談，直到2017年初，總算組成了合作社，然而是以學生為主體，清潔人員佔少數，因為若要清潔人員加入成為勞動合作社的發起人，他們要願意掏錢繳納股金，並且冒著被原清潔廠商點名作記號的風險，畢竟他們是要成為雇主的身分，跟原來的雇主競爭，這需要很大的勇氣。

中睿說因此才以取巧的方法，先以同學為主體組成合作社，若是得標了，再聘用原先的清潔人員，之後就有至少兩年的時間培訓清潔人員參與合作社的運作，兩年後再以清潔人員為主體參與投標。

2017年，新成立的「種子清潔勞動合作社」首次投標，在種子社學生的奔走下，一個一個去敲教授研究室的門，竟然湊齊了一百萬元的押標金，然而那一年沒有得標。

後來種子社成員陸續畢業了，目前轉型提供居家清潔的服務。

其實勞工要的僅僅是生活

回顧政大種子社為清潔人員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大概是以學生為主體在進行抗爭，但是真正身在結構中的，卻是清潔人員，可是清潔人員反而不願意加入抗爭以及組成合作社。

畢業之後，中睿成為關心勞動議題的NGO工作者，回想學生時期這段抗爭歷程以及過去對於抗爭的想像，認為社會運動就是工人串連大罷工，要轟轟烈烈的行動，

「可是實際上工人未必會真的了解到自己的結構位置，了解自己的困境是結構造成的。」

在踏入社會、進入職場之後，接觸到了更多勞動現場的爭議，中睿說：「我現在遇到被雇主欺壓得很慘的，他的想法都很實際，要嘛就換個工作，要嘛就忍下來。這是很理性的，比起去組織抗爭，反倒不切實際。」

如今成為組織工作者，回想那時清潔人員的選擇，現在能夠理解他們的處境，中睿更加意識到任何行動都需要物質基礎，抗爭也不例外，因此開始去串接資源，讓被壓榨的人要進入抗爭的時候，他能夠提供資源當作受壓迫者的後盾。

本集島讀帶領人：立恆
本集島讀人物：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理事 鄭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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